抗日战争这面镜子要经常照

——兼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江永红 编辑:向雄 发布时间:2015-09-24 10:04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自5月8日起,用120多个版面连续推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并集中刊发了12篇“胜利启示录”,聚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宏大主题,讴歌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穿越战争与和平,思考历史与未来。仰望英雄,追思他们的家国情怀;聆听故事,感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这一切都引发了军内外读者的强烈认同与共鸣,凝聚了强国兴军的巨大能量。

我们将永远纪念这场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续写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篇章。时至金秋,特刊进入尾声,本期刊发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的文章,和大家再一次共同思考并铭记: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我们究竟要从这场伟大胜利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动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主席说:“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在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比抗日战争这面镜子更值得我们珍惜,更应该让我们经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是400年的侵华梦碎,对中国来说是击碎了其400年的美梦

一般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成外敌从海上轰开“天朝”大门的起点,这没有错,但是第一个从海上侵略中国的不是英国,而是16世纪中叶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首领和骨干的武装海盗集团。明嘉靖晚期,倭寇疯狂入侵我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此时,中国涌现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继光,杀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枭雄悉绝”。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国之肇始。比较倭寇和日寇,虽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们发现,二者崇尚武力、残忍野蛮、毫无道义的特性简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实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兴化府(今莆田),杀戮我万余同胞。因多得无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坛代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瓮葬数处,多者数千上万。这是后来日寇制造的众多“万人坑”之滥觞。倭寇将男人杀死,将妇女掳至海岛巢穴作为性奴,这与日寇强征慰安妇没有两样。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气战、细菌战。

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从16世纪中叶的倭寇开始代代相传,未曾中断。1583年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嚣:“今也,欲征大明,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给朝鲜国王的答书中,宣称要“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日本)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这难道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版吗?征兵30余万,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给其养子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规定了此战的目的:“宜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百县与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战争,因丰臣秀吉死去而休战。

丰臣秀吉死了,却成为日本英雄而被歌颂。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日之间虽和平相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学者,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日本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密策》中宣称:“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与佐藤同时的吉田松阴主张:“现应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

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构建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明治在“天皇谕告”中公开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其“布国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国的台湾。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明治维新首次对华用兵就不战而胜,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台大加赞赏,著文说:“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论》中说:“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他进而提出“脱亚入欧论”和“文明”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主张“文明”国家对“野蛮”“半开化”的国家“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是军国主义理论家吉田松阴的弟子,其确立的“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提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并派人潜入中国沿海侦察,制定了相当详细的侵华计划。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的对华“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等,毫无疑问是山县有朋之“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的实践。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狂热鼓吹“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并于会后写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就是这个《纲要》和《奏折》,导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

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再到田中义一,直到东条英机,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400多年,日本相当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传,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国这件事。这是多么可怕!反过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日本400年的侵华梦碎,这又多么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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