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义高于一切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刘仕平 编辑:张志伟 发布时间:2015-05-31 17:46

神州有沉沦之危 大厦有将倾之险

千古功臣一腔血 砥柱中流转乾坤

民族大义高于一切

■刘仕平

西安事变文献

当时当日,抗战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大局

1936年12月,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率多名军政大员奔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将军事力量用于抗日,蒋却顽固地说:“你们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万般无奈之下,张杨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其改变政策。12日凌晨,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住地,将其逮捕;西北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蒋介石的随员。张杨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南京方面作出了“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25日,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张学良开始了长期囚禁生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赴西安调停。调停成功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等同志到机场迎接。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力挽危难时局凝聚举国抗日力量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近80年过去了,回头返观就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占东北、占热河、占绥远,迫近平津,侵略野心,不知餍足;亡华之心,昭然若揭。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实行“兵谏”,明确告诉顽固派:不结束内战,不答应抗日,就别想离开,就别想再发号施令。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答应张杨和中共的要求,结束内战,准备抗日。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

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之后经过多轮谈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诚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西安事变客观上宣布,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倾听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那种不重视中国共产党作用的主张,最终必然要破产。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有利于国家,血海深仇可以抛在一边的襟胸,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为了保证西南事变的谈判顺利,中共在军事上作出了相应部署。图为部署在咸阳、潼关一带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前排左4)与西安文化报社社长宋綺云(前排左3)、杨虎城秘书米暂沉(前排左5)。

一个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政策不符合民意必然引起强烈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就公开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这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或缓慢蚕食,或突然鲸吞,一直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神州有沉沦之危,大厦有将倾之险!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甚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呼吁改变基本政策,共赴国难。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逆潮流而动,最终激起“兵谏”。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西安事变爆发近10年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处于武力对峙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狠毒残暴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成了囚徒,中国共产党有无数理由处死蒋介石。但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提出只要蒋介石承诺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就可恢复他的自由。中国共产党这种不计前嫌,完全从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中国甚至世界上不少进步人士的一致称赞。西安事变说明,一个政党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们必然彪炳史册。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后来的命运都令人十分惋惜。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杨虎城将军最终被残忍杀害,但他们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这是值得怀念的。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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