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讲述历史:18岁开枪“锄奸” 杀汉奸不害怕

来源: 作者:新京报记者 林野 编辑:赵林孟 发布时间:2015-04-30 10:29

 

昨日,92岁的叶于良老人在家中。1938年,在亲戚的影响下,他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

老兵档案

叶于良

92岁,1938年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1940年被捕,1945年出狱。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新京报记者寻访京城一些抗战老兵,听老人讲述当年那些抗战的故事,帮助我们一起铭记这段历史。

■ 老物件

1945年10月10日,孙连仲将军在太和殿前接受华北日军投降。叶于良当时也站在太和殿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并留存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不过,1962年,叶于良的妹妹叶于琰一家准备前往巴西定居,收拾行李的时候,因为不舍,也为了留点念想,便把这张合影一同带走。此后,大家慢慢忘了这事。直到2000年,叶于琰打来电话说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张老照片。

如今,叶于良将照片打印了多份,并用专门的文件夹保存,他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年轻人笑着说:“那年我23岁,看起来还挺帅的。”

6月30日下午,日坛附近,一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楼里,记者敲开了叶于良的家门。

这是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小两居,老人穿着一件绿色的麻布上衣,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正在播放抗战题材的电视剧。

“杀的是汉奸,我没什么好怕的”

叶于良祖籍福州,爷爷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

加入抗日杀奸团,是受一位亲戚的影响。

“那时经常一起聊天,都说怎么怎么恨日本人。”叶于良回忆,那位亲戚便问他敢不敢加入锄奸团,“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就参加了。”

70多年过去了,他仍清楚记得当初入团的誓词:抗日杀奸,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1940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让叶于良印象深刻。

那天,日本人和伪政府在中山公园开庆功大会。叶于良和团里的成员李振英、冯运修等人打算刺杀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目标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新民报》总编辑吴菊痴。

叶于良回忆,当时,吴菊痴在台上演讲吹捧日本皇军。“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李振英赶忙阻拦:“不行。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还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险。”

“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记得,他们一直跟到石头胡同的同和轩饭庄。当天,评剧演员白玉霜在那儿宴请吴菊痴。“我们就在门口等着,大概一个钟头吧,吴菊痴从里面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

叶于良几个人继续骑车跟着,机会终于出现了。

“到新华门外,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叶于良说,他们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几步,接近黄包车。“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当时就死了。”

因为吹打声嘈杂,枪声并没引起注意,“连吴菊痴的车夫都不知道。”

这次刺杀是18岁的叶于良第一次开枪,“有点紧张,不过杀的是汉奸,没什么好怕的。”

“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

在锄奸团的日子,叶于良最遗憾的是没有杀过日本人。他和同伴曾经无限接近成功刺杀川岛芳子,但还是被她逃脱。

吴菊痴被刺后,北平日伪政府展开“八月大逮捕”。天津一名锄奸团的成员被抓后,汉奸在其身上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叶于良的名字。

没过几天,叶于良和同伴在制定和研究袭击日军的路线计划时被捕。

日本人和汉奸很快找到叶于良的家,此时父母才知道他在抗日,“他们很吃惊,但也没办法,只能忍受。”

叶于良和被抓的同伴被带到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在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

如今,他的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还有压杠子,让你跪着,用木棍压你腿。”

轮番非人的折磨,叶于良硬是挺了过来,没有供出一个同伴。相反,他说的最多的是“抗日没有错”。

一名翻译官找到叶于良谈话,“他说中国人不是孝为先吗?你们抗日是不孝,让家人担心。我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自古也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

看守劝叶于良低头,告诉他激怒日本人会被拉出去枪毙。“我跟他说抗日就是对的,我是抗日,怕什么?”

1941年初,叶于良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记得判决时,检察官吼叫着:“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小孩懂什么?中日是东亚共荣,你们都被骗去抗日了。”

“9月3日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在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叶于良度过了近5年的监狱生活。

在监狱里,犯人每天两顿饭,有时甚至只有一顿,“吃的东西你们现在根本没法想象,而且都是馊的。”叶于良说,由于条件差,不少犯人被饿死。

叶于良的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每个月都去探望他,带些吃的、穿的。

那几年里,叶于良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基本就是被要求面壁。“不过监狱的看守是中国人,管得相对松些。有时我买通他们,能带给我一点书看。”

日子一天天重复着。

1945年8月15日,看守突然跑过来说“日本投降了”。监狱里一阵骚动,叶于良和不少狱友趁乱往外跑,结果发现仍有日本兵看守。无奈,他们又退回各自的监房。

又被关了半个月,直到9月3日,日本人打开大门,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走了”。

这一天,叶于良才真正重获自由。

在老人家的桌上,放着一个装裱过的日历,上面的日期定格在1945年8月15日。老人说,那是志愿者送他的,不过在他心里,“9月3日才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如今,老人每个月有3000元退休金。老伴几年前去世后,家人为他找了个保姆照料起居,他每天看看电视、散散步,还学会了上网。闲来无事,他便去网上查看和抗战有关的题材,然后下载,制作成文档。

在文字和照片里,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找寻着和过去有关的记忆。

■ 同题问答

“再活一次我还抗日”

新京报:如今回忆起抗战那段经历,最难忘的是什么?

叶于良:那时候不管年纪大小,每个人都热情高涨,想着保家卫国的那股团结劲儿。还有就是监狱里和翻译官的对话,我跟他讲抗日是对的,忠孝难两全。

新京报: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叶于良:原本人生可能只是平平淡淡地度过,但抗日锄奸团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机会在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被采访。

新京报:如果让你重新再活一次,你如何选择?

叶于良:还是会选择抗日,那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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