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呼唤新的英雄时代

来源:中国国防报 作者:王龙 编辑:北京分社 发布时间:2014-12-05 10:59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崇尚和歌唱自己的英雄,英雄主义始终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与脊梁,更是文学艺术最崇高的血脉。一个对于英雄态度暧昧麻木的时代,是黯淡寂寞的时代,也是缺少旗帜和号角的时代。纵观中外,顶天立地的英雄风骨不仅体现一个时代超凡脱俗、宏阔远大的文化胸襟,还关乎民族心灵的建构,关乎国家的兴衰与存亡。

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我们这支军队自成立以来,革命英雄主义就是永不褪色的一面旗帜,时刻鼓舞千百万将士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忘我工作。军队英雄人物的身上折射出的理想主义的光芒,不仅是引领先进社会潮流的一面明镜,也是飘扬于现实之上的一面旗帜。时代呼唤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回归,时代需要我们的作家创作出更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激励广大官兵的革命精神,培养他们顽强的革命斗志。

反观今天的军事文艺作品,一些艺术家试图尽量用“凡人世界”稀释“英雄世界”,用“人文话语”消解“革命话语”,以“问题意识”置换“歌颂意识”,这种创新探求精神值得肯定。但这绝不意味着英雄可以被嘲弄和颠覆。“普通人”“小人物”完全可以进入文艺视野,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角。但无论宏大叙事还是回归平凡,只是叙事方式、创作风格的不同,不能把卑琐当作平凡,用片面替代整体,肢解英雄的主体形象。当下我们一些文艺作品在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另类的解读与戏剧化处理时,却把“避免崇高”极致化到“戏谑庄严”的地步,这显然是对新英雄主义的一种误读。

我们应该冷静反思,在文艺创作中对于英雄主义的诠释上,存在哪些亟须改进的弊端和缺失。

一是模式化有余,个性化不足,英雄群体扁平化。过去几十年来,英雄形象塑造片面强调写“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这些“可敬而不可爱”的英雄形象常常给人一种“假大空”之感,使读者和观众产生心理上的疏离感。而今天一些现实题材的军事文学作品,不善于放宽眼界,借鉴先进,而是不断复制自我,自弹自唱。比如题材选择上的大呼隆、趋同性。只要写战争,就是表现抗日;只要表现当代军营,就写“我是特种兵”;只要写高科技部队,似乎就是每人背着一台电脑。一切以吸引眼球为第一,一切以出版效益或者收视率为指南。题材选择的高度趋同性,是错误地把文学功能等同于文学功利的结果,是对主旋律和时代精神片面、狭隘理解的结果。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军事文学作品获得读者不是靠迎合,而是靠契合;军队作家应该多一点“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撞上了我”的精神。

二是脸谱化有余,人性化不足,英雄性格单一化。过去,战争文学由于想象力有限,形成了“五老峰”——老题材、老人物、老语言、老情节、老结构,令读者感到厌倦。今天,军事文学也产生了很多模式化、套路化、呆板化的新八股。很多作品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特别是那些描写先进人物和集体的非虚构作品,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成为生活表象的简单复制再现,最多只表现了真理的一面,或者是碎片化的真理。

我们一些习惯用京剧“画脸谱”思维创作英雄形象的作家,往往不善于创造性地再现人物,不善于通过讲述平凡人的酸甜苦辣,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展现非凡。要知道,故事只是载体,人物才是核心。军事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性格如果只简化为勇猛直前的那种单一化向度,只会显得不可信、不可亲。我们正处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作家要善于从小关节处见大境界,于无声处听惊雷,去发掘身边的英雄人物那些平凡之中的伟业,细节之中的宏大,琐碎之中的辉煌,让新时代的英雄形象在人民大众的心中焕发新的光彩。

三是宣教化有余,批判性不足。一些作家在英雄叙事中,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而背离了艺术创作规律。一名成功的作家,他敏锐的判断力及高人一着的见解,是支撑一部作品的灵魂骨架。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李白、杜甫之所以为“诗人之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则以“襟抱”名“胸襟”:“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胸襟就是一种高远的志趣,一种伟大的抱负。倘无一种超凡脱俗、宏阔正大的胸襟,则自不能臻于文学创作之最上乘,相反,往往只能创作出如古人所批评的“浮响肤辞”、气格卑弱的作品。

我的总体感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队作家的批判锋芒远胜于今天,而今天的小说电视等虚构艺术的批判锋芒,又走在了非虚构文学前面。当年朱苏进的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张卫明的中篇小说《英雄围》、李良的中篇小说《“臭弹事件”始末》等一大批虚构文学作品,无不强烈地弥漫和升腾着一种深刻的焦灼与忧思。作家们如果没有一种对军队、对祖国和民族炽热深沉的理想情怀,就不可能创造出这些渗透了警世色彩的作品。

与此同时,那时的非虚构类型的作家们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更尖锐、更前沿地以另一种表达方式——报告文学,展示现实矛盾、传达火热的军旅生活,以激情与思索观照生活、启示人心。那个时代作家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胸怀大气魄,真诚地为军队和国家遇到的改革难题而夙兴夜寐,忧思长啸,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江宛柳《没有掌声的征途》中的那位坦克旅长,是一位值得讴歌的好军人,但他的“征途”,岂止是“没有掌声”,完全是一路坎坷,一路荆棘。作品对于主人公的描写,既没有回避现实矛盾,也没有掩盖那些让人忧心或焦虑的弊端。这种作品尖锐批判甚至质疑的勇气,至今给人以深刻的警醒。

但毫不客气地说,今天军事文学这种批判的锋芒正日益淡化流失。无论写人或叙事,仅仅是一种“实录”或“状写”,一些局部描写不能说不生动,甚至还能让人感动得潸然泪下,但总体上许多作家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涂脂抹粉”,使英雄人物不好不坏,不痛不痒,不高不低,不上不下,既少建设性,更无批判性可言。

作家的视野有多宽,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能够走多远;作家站得高,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远。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宽广的文化胸襟,他无论写什么作品都不会自成高格,也决不可能写出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军队作家应该自觉担当起英雄主义文化传递与精神传承的重任,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创作出更多豪迈大气、鼓舞军心的优秀之作。这是广大官兵的期望,也是军队作家应有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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